4008-817-812
OA通道企業郵箱 聯系我們

保理文庫

FACTORING LIBRARY
  • www.pcjzky.live
  • 4008-817-812
  • 0531-82666825
  • 濟南市歷下區旅游路21366號康橋頤城小區4號樓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保理文庫 > 保理案例 > 六大商業保理糾紛案例詳解

六大商業保理糾紛案例詳解


案例一:商業保理業務中應收賬款不真實時的合同效力認定

  基本案情:

  原告系2013年成立的以從事國內保理業務的保理公司。2014年7月28日,原告與被告某工貿公司簽訂《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合同編號:2014YZ009),約定被告某工貿公司向原告轉讓其對案外人某煤炭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到期的應收賬款人民幣(以下幣種同)1,500萬元,原告向被告某工貿公司提供貿易融資1,000萬元。

  同日,被告某數控公司、劉某、王某分別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銷的保證函》,均承諾為被告某工貿公司與原告訂立的《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項下的合同義務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保證范圍為“保理賣方應向貴公司支付的全部貿易融資款、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約定損失賠償金、貴公司為實現債權而支付的各項費用(包括但不限于訴訟費、仲裁費、律師費、差旅費及主合同項下等費用)和其他應付款項,以及主合同項下保理賣方應當履行的除前述支付或賠償義務之外的其他義務。”

  保證期間為“自主合同項下保理賣方的第一筆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至主合同項下保理賣方最后一期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兩年的期間”。上述合同簽訂以后,原告于同月30日收到被告某工貿公司支付的保證金80萬元,隨即將1,000萬融資款匯入被告某工貿公司指定賬戶。

  2015年1月29日,合同到期后,案外人某煤炭公司未支付應付賬款,故原告于2015年5月11日向被告某工貿公司發送《應訴賬款反轉讓通知書》,要求被告某工貿公司支付回購款1,000萬元及利息1,462,000元(扣除80萬元保證金后,實際應支付10,662,000元),但被告某工貿公司未及時履行。

  原告訴稱:2015年1月29日,應收賬款到期,融資期限屆滿,某煤炭公司未支付應付賬款,被告某工貿公司也未歸還融資款。2015年5月11日,原告向被告某工貿公司發出《應收賬款反轉讓通知書》,要求被告某工貿公司對應收賬款及相應利息等進行回購,但被告某工貿公司一直未履行。故要求被告某工貿公司按約承擔還款責任,被告某數控公司、劉某、王某在保證責任范圍內承擔責任。

  被告某工貿公司、王某均未到庭應訴答辯。被告某數控公司、劉某共同辯稱,不同意原告訴請,理由如下:

  第一,涉案《工業品買賣合同》為虛假合同,被告某工貿公司提供的增值稅發票無登記信息,貨物的出庫單及入庫單亦為虛假;

  第二,本案所涉的基礎合同和保理合同均為合同當事人惡意串通訂立,目的在于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損害了第三人利益,應認定為無效合同;

  第三,原告提供的《不可撤銷的保證函》為格式條款,該保證函免除了原告責任,加重了保證人責任,排除保證人主要權利的條款應認定為無效;

  第四,原告作為專業保理公司既有能力也有義務對被告某工貿公司提供的材料的真實性進行核查,原告因未履行應盡且必要的審核義務,應自行承擔損失。

  法院認定及判決: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對本案所涉商業保理合同的效力及各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總則的相關規定,并可以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亦可以結合民法基本原理、商業保理運行模式及商業慣例進行處理。

  從本院查實的情況來看,原告在開展本次保理融資業務時,對證明被告某工貿公司與債務人某煤炭公司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工業品買賣合同》、增值稅專用發票、出庫單、入庫單進行了審查,在簽訂保理合同以后,亦告知了債務人某煤炭公司債權轉讓的事實,并對應收賬款質押進行了登記,符合商業保理業務的操作慣例。

  被告某數控公司及劉某以增值稅發票虛假為由,抗辯原告與被告某工貿公司惡意串通訂立保理合同,目的在于騙取保證人提供保證,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損害了第三人利益,應認定為無效合同,而原告陳述在審核系爭增值稅發票時,其通過稅務局網站查詢得知增值稅發票的票號真實存在,已經履行了必要的審核義務,對增值稅發票為假并不知情,故不存在惡意串通的情況。

  對此,本院認為被告某工貿公司提供的增值稅發票具備增值稅發票的一般特征,發票號亦真實存在,足以讓原告產生增值稅發票為真的信賴,因此系爭增值稅發票為虛假發票的事實僅能說明被告某工貿公司存在惡意欺騙情形,不足以證明原告存在惡意或重大過失,在被告某數控公司及劉某未提供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對其抗辯本院不予采納。

  綜上所述,《保理業務合同[有追索權]》符合合同法的規定,無導致無效的法定情形,應屬有效,合同各方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

  最終法院判決:1、被告山東某工貿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上海某商業保理有限公司回購款1,000萬元及利息5萬元,并支付以1,005萬元為基數,按照每日萬分之六的利率標準,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實際支付日止的逾期利息;

  2、被告山東某工貿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上海某商業保理有限公司律師費損失18萬元;

  3、被告山東某數控設備有限公司、劉某、王某對被告山東某工貿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項、第二項付款義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山東某數控設備有限公司、劉某、王某對被告山東某工貿有限公司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后,有權向被告山東某工貿有限公司追償。

  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未上訴,現判決已經生效。

  案例評析:

  隨著商業保理業務的快速增長,保理合同糾紛逐漸增多,但我國現行法律并無對商業保理的明確規定,保理合同屬于合同法中的無名合同,應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應收賬款轉讓是商業保理業務的核心內容,如果債權人與債務人虛構債權騙取保理商融資款,保理合同系可撤銷的合同,保理商可以要求債權人按照保理合同承擔責任,亦可以主張合同無效。應收賬款不真實情形下,保證人責任并不當然免除,需根據保理商是否盡到審查義務確定是否可以減輕保證人的責任。

  案例二:保理商行使追索權是否以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為前提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5日,賣方深圳市某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印刷公司”)與買方深圳某能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能源公司”)簽訂《購銷合同》,約定某能源公司向某印刷公司購買“彩盒”298000個,購買價款為149萬元。

  2014年8月7日,廣東某保理商業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保理公司”)與某印刷公司簽訂《國內保理業務合同》,主要內容為某印刷公司將其對某能源公司享有的上述合同應收賬款(149萬元)的所有權益轉讓給某保理公司,某保理公司受讓該應收賬款并向某印刷公司提供有追索權的暗保理融資服務,融資額度為70萬元,每筆融資利息為年利率25%,某印刷公司每月按等額本息還款,逾期罰息為保理融資利率的150%。

  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指某印刷公司將其因買方/債務人提供貨物、服務或設施所產生的應收賬款轉讓給某保理公司,由某保理公司為某印刷公司提供應收賬款融資及相關的綜合性金融服務,若買方/債務人在約定期限內不能足額償付應收賬款,某保理公司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向某印刷公司追索未償融資款;暗保理指一定期限內,某印刷公司或某保理公司都未將應收賬款轉讓事項通知買方/債務人的保理方式;暗保理業務中,約定期限屆滿或約定事項出現后,某保理公司可將應收賬款轉讓事項通知買方/債務人。

  該合同第4.7條保理融資額度的支付與歸還中約定,對于有追索權保理業務,如買方/債務人未按時支付貨款,某保理公司有權隨時宣布保理融資提前到期,并要求某印刷公司自籌資金歸還某保理公司對其發放的保理融資本金及其未付利息、罰息和/或其他費用。

  同日,債權人某保理公司與保證人夏某某簽訂《保證合同》,約定:夏某某愿為某印刷公司與某保理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所形成的全部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同日,某保理公司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進行了登記,內容為出讓人某印刷公司將與某能源公司簽訂的《購銷合同》項下應收賬款全部轉讓給某保理公司。

  2014年9月15日起,某印刷公司每月向某保理公司還款。某保理公司確認,至2015年1月20日,某印刷公司尚欠本金540887.90元、利息21385.70元、罰息4989.83元。

  法律認定及判決:

  因保理融資款未能按時收回,某保理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印刷公司向某保理公司清償保理融資本金人民幣540887.90元;判令某印刷公司向某保理公司支付融資利息及逾期利息(暫計至2015年1月20日利息為人民幣21385.70元,逾期利息為4989.83元,自2015年1月21日起,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幣540887.90元及年利率25%的150%(37.5%)計至本息全部清償之日止);判令某印刷公司支付某保理公司為實現債權而支出的律師費人民幣20814.32元;判令夏某某對前述3項訴訟請求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判令由某印刷公司、夏某某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某印刷公司、夏某某均未到庭應訴。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本案所涉《國內保理業務合同》、《保證合同》均是合同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某印刷公司通過同意轉讓應收貨款的形式,向某保理公司融資借款,符合保理法律關系。雙方約定的保理類型為有追索權的暗保理融資業務,某保理公司應在某印刷公司出現逾期還款時行使通知權,要求某能源公司履行付款義務。本案中,某保理公司無舉證證實其已行使通知權,要求某能源公司付款,故無權向某印刷公司、夏某某主張歸還融資。最終判決:駁回某保理公司的訴訟請求。

  某保理公司不服,向二審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原判決,支持己方的全部訴訟請求。其理由為:

  一、通知債務人/買方某能源公司既非某保理公司的法定義務,亦非某保理公司的合同義務。

  第一,本案的保理類型為暗保理,即某印刷公司作為賣方,以其擁有的對債務人/買方某能源公司的應收賬款作為擔保而向某保理公司融資,但在保理融資時某保理公司與某印刷公司均未將應收賬款轉讓事項通知債務人/買方;

  第二,根據《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一條關于“暗保理業務中,約定期限屆滿或約定事項出現后,某保理公司可將應收賬款轉讓事項通知買方/債務人”約定,某保理公司享有是否通知債務人的選擇權。

  二、無論債務人/買方某能源公司是否償付應收賬款,均不影響某保理公司要求某印刷公司清償保理融資款的追索權。

  本案保理類型為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具體到追索權,有兩種情形:在保理融資期限屆滿后,某印刷公司未清償保理融資款,

  1.若債務人/買方某能源公司己按照《購銷合同》的約定支付應收賬款的,則因本案為暗保理,根據《合同法》第80條“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的規定,某保理公司能且只能向某印刷公司追償,即該種情形下某保理公司的追索權是基于法律規定;

  2.若債務人/買方某能源公司未按照《購銷合同》的約定支付應收賬款的,則根據《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一條關于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釋義的約定,某保理公司依約可向某印刷公司追索保理融資款,即該種情形下的追索權是基于合同約定。無論債務人某能源公司是否按《購銷合同》的約定支付應收賬款,某保理公司對某印刷公司均有追索權,也就是說在保理融資期限屆滿后,某保理公司是否對債務人行使通知權并不能影響某保理公司的追索權。

  被上訴人某印刷公司、夏某某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答辯。二審法院審理認為: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某保理公司向某印刷公司行使追索權是否以某保理公司向應收賬款債務人某能源公司行使通知權為前提條件。

  本案所涉保理業務為有追索權的暗保理,根據雙方約定,在應收賬款債務人未按時支付貨款的情況下,某保理公司有權隨時宣布融資提前到期,并向某印刷公司追索未償融資款。在合同約定期限屆滿或約定事項出現后,某保理公司可以將應收賬款轉讓事項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可見,某保理公司向某印刷公司行使追索權并非以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某能源公司為前提條件。原審法院對此認定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最終,二審法院對某保理公司要求某印刷公司償還全部剩余融資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主張予以支持,但認為合同約定的逾期利息標準過高,依法調整為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對某保理公司主張某印刷公司支付律師費的主張予以支持;判令夏某某依據《保證合同》的約定對某印刷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案件評析:

  “保理”屬于舶來品,我國尚無法律、行政法規或司法解釋層面的規定,更多的是金融監管方面的規范[1]。作為一種無名合同,保理合同糾紛主要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規定,在地方層面,可參見一些法院發布的會議紀要或審判指引[2]。總體而言,保理合同中當事人的自由約定在司法審判中發揮重要作用。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商業保理合同糾紛,案涉合同明確約定采用“有追索權保理+暗保理”形式,但對案件的核心爭議點——保理商行使追索權是否以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為前提,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此,筆者認為,二審法院的觀點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抓住了有追索權保理、暗保理的特點,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第一,立足有追索權保理,明確本案追索權的行使條件。參照《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第(二)項的相關規定,有追索權的保理和無追索權的保理的劃分依據為:保理商在債務人破產、無理拖欠或無法償付應收賬款時,是否可以向債權人反轉讓應收賬款、要求債權人回購應收賬款或歸還融資。

  參照《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理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審判委員會紀要(一)》(津高法〔2014〕251號)第十一條的相關規定,有追索權保理指保理商不承擔為債務人核定信用額度和提供壞賬擔保的義務,僅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其他金融服務。無論應收賬款因何種原因不能收回,保理商都有權向債權人追索已付融資款項并拒付尚未收回的差額款項,或者要求債權人回購應收賬款。

  根據前述劃分標準及定義可知,所謂“追索”實質是保理方未按時、足額收回保理融資款項而向保理賣方追償。業務實踐中,開展保理合作的雙方一般以在保理合同中約定回購條款或反轉讓應收賬款等條款的形式明確保理方追索權的行使,可見追索權行使的條件并非法定而由保理合同約定。

  故,我們認為保理方的追索權能否行使、怎么行使應按照合同的約定、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具體到本案,《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明確約定了“在應收賬款債務人未按時支付貨款的情況下,某保理公司有權隨時宣布融資提前到期,并要求某印刷公司自籌資金歸還某保理公司對其發放的保理融資資本金及其未付利息、罰息、和/或其他費用”,基于該等約定,某保理公司向某印刷公司行使追索權并無障礙。

  第二,暗保理的特點和操作模式。參照《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理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審判委員會紀要(一)》(津高法〔2014〕251號)第十一條相關規定,暗保理是指保理合同簽訂后的一定時期內,保理商或債權人都未將應收賬款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僅在約定期限屆滿或約定事由出現后,保理商可將應收賬款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暗保理中,即使保理商已預付融資款,正常情況下債務人仍直接向債權人付款,再由債權人將相關付款轉付保理商,融資款項僅在債權人與保理商之間清算。

  以上可見,暗保理的特點即應收賬款的債務人并不知道應收賬款債權轉讓的事實,在滿足特定條件時,保理商可將該等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使暗保理轉化為明保理。本案《國內保理業務合同》中明確闡述了暗保理的含義,可推知某印刷公司和某保理公司對暗保理的含義和特點有充分認識。

  且,《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還約定在約定期限屆滿或約定事項出現后,某保理公司實際享有是否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某能源公司的選擇權。因此,保理商某保理公司未將應收賬款轉讓的事實通知債務人某能源公司并不違反合同約定。

  第三,厘清“保理”與“應收賬款轉讓”。一般而言,保理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亦建立在應收賬款轉讓的基礎上,因此,保理合同項下應收賬款轉讓應適用債權轉讓的相關規定。根據《合同法》第八十條關于“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

  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的規定,在債權人某印刷公司或保理商某保理公司將保理事項通知債務人某能源公司之前,該應收賬款轉讓對某能源公司不生效,某保理公司無權要求某能源公司向其償付欠款,某保理公司將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平臺進行登記不能視為對債務人某能源公司的通知,但并不影響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在某保理公司與某印刷公司之間的效力,即應收賬款轉讓是否對債務人生效與保理商是否可以向應收賬款債權人進行追索并無必然聯系。

  進一步分析如下:某保理公司向某印刷公司主張追索權是基于《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關于追索權的約定,首先,該合同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真實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故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約束力。

  其次,合同約定的追索權行使要件已滿足,某保理公司未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某能源公司并不影響其向某印刷公司追索,但因未通知某能源公司,某保理公司不能要求某能源公司還款,質言之,僅當某保理公司向某能源公司主張支付欠付應收賬款時,才涉及《合同法》第八十條所規定的通知問題。

  案例三:

  基本案情:有追索權的保理商期限屆滿未足額受償,賣方應承擔回購責任

  2009年12月14日,原告中國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烏拉特后旗支行(以下簡稱某行烏后旗支行)(甲方)與被告內蒙古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乙方)簽訂編號為2009(營業)字0057號有追索權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約定將內蒙古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公司)欠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及相關權利轉讓給某行烏后旗支行,某行烏后旗支行給付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總額為人民幣400萬元的保理融資。

  為保理合同的訂立,之前2009年12月7日,某公司向某行烏后旗支行出具了《應收賬款付款承諾書》。2009年12月9日,某公司向某行烏后旗支行出具《應收賬款確認書》,確認截至2009年11月25日,某公司累計欠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電石銷貨款為5123788.84元,某公司保證將上述欠款向某行烏后旗支行償還,以確保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某銀行辦理的400萬元國內保理業務。

  2009年12月13日,某行烏后旗支行與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共同向某公司發出《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將其對某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及相關權利轉讓給某行烏后旗支行。2009年12月16日,某行烏后旗支行分兩筆支付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保理融資款400萬元,兩筆款項的融資到期日分別為2010年11月24日和2010年12月8日。后,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未能償付全部到期融資款。截至2010年11月20日之前的利息全部按約支付,之后利息未付。

  保理合同第1.1條約定:“有追索權保理業務:指乙方將其因向購貨方銷售商品、提供服務或其他原因所產生的應收賬款轉讓給甲方,由甲方為乙方提供應收賬款融資及相關的綜合性金融服務,若購貨方在約定期限內不能足額償付應收賬款,甲方有權按照本合同約定向乙方追索未償融資款”。

  第4.2條(2)是關于融資利率的約定:“以融資發放日的基準利率加浮動幅度確定,其中基準利率為與本合同第3.2條所約定的融資期限相對應的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限檔次人民幣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為上浮30%”。

  第4.6條約定:“本合同項下融資按(2)項約定結息:(2)發放融資后,按日計息,按月結息。按月結息的,結息日為每月20日”。

  第6.2條約定:“對符合下列條件的有追索權保理業務,乙方也應按照甲方通知進行回購:(2)保理融資到期日,甲方未收到購貨方付款或購貨方付款金額不足以償付融資本金、融資利息、罰息及有關費用”。

  第8.2條(3)約定:“融資到期日,若甲方收到的貨款不足以支付融資本金、融資利息、逾期罰息及有關費用,甲方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對購貨方進行追索,甲方向購貨方行使追索權的,不影響乙方的回購義務,但如果甲方已從購貨方處獲得部分或全部貨款,乙方的回購金額亦隨之降低,如產生保理余款,甲方應及時將保理余款支付給乙方”。

  第9.4條約定:“對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乙方未按期償還本合同項下融資本金及利息的,甲方有權自逾期之日起在原融資利率基礎上加收50%的利率計收罰息,并對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本條約定的罰息利率計收復利。”

  原告訴稱:2009年12月原告與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有追索權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原告按照合同約定于2009年12月16日分兩筆向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支付保理融資款400萬元,以上融資現已全部到期,原告對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已到期的融資400萬元尚未收回,合同約定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合同項下的融資承擔償還責任或對未償還應收賬款部分承擔回購義務。

  原告與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就所受讓的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某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于2009年12月13日共同向被告某公司發出了《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被告某公司在《應收賬款確認書》和《應收賬款付款承諾書》上蓋章確認并承諾向原告履行付款責任。原告已經全面履行了保理合同約定的義務,二被告沒有依約定及承諾履行付款責任,致使原告應享有的債權400萬元未能實現。

  故請求:(1)判令二被告償還原告400萬元及從2010年11月20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并承擔逾期違約責任(庭審中原告表明不要求某公司承擔利息和違約責任)。(2)本案訴訟費、保全費由二被告承擔。

  被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辯稱:(1)原告訴稱本案為保理合同是錯誤的。(2)本案所訴合同不符合保理合同所要求的五大要素,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保理合同,而僅屬于債權轉讓。(3)合同中關于回購的條款違反了法律的規定。鑒于本案已有明確的債權轉讓協議,故債務人應為某公司,原告起訴我方無依據。請求駁回原告對我方的訴訟請求。

  被告某公司未答辯。

  法院認定及判決: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某行烏后旗支行與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某公司向某行烏后旗支行出具的《應收賬款付款承諾書》、某行烏后旗支行與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共同向某公司出具的《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是各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應認定有效。

  某行烏后旗支行依約向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支付了保理融資款400萬元,受讓了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某公司所享有的應收賬款債權5123788.84元,該行為表明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某公司享有的債權已經轉讓給某行烏后旗支行,某公司同意相關債權轉移給某行烏后旗支行并向其作出了還款承諾,保理期屆滿后,某公司未依約履行還款義務,理應承擔償還責任。按照合同約定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某行烏后旗支行未按時受償的應收賬款債權承擔回購責任。某行烏后旗支行對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亦享有直接的追索權。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2010年11月20日之后再未履行償付利息的義務,故應從未付利息之次日起按照《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4.2條(2)的約定向某行烏后旗支行支付利息。同時,某行烏后旗支行與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9.4條對于違約責任問題作了具體約定,故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承擔回購責任時,應按照該約定向某行烏后旗支行承擔違約責任。

  綜上,一審判決:

  一、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償還某行烏后旗支行應收賬款債權本金3998817.51萬元;

  二、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某公司所承擔的上述債務不履行部分承擔回購責任,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限檔次人民幣貸款利率上浮30%承擔利息(從2010年11月21日起至實際給付之日止);

  三、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承擔回購責任時,向某行烏后旗支行承擔違約金(在原融資利率基礎上加收50%的利率計收罰息,并對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上述罰息利率計收復利。從2010年11月21日起至實際給付之日止)。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不服原審判決,以本案名為保理合同實為債權轉讓合同,國內保理業務是違反法律規定的業務,無法可依以及合同約定要求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承擔回購責任的追索權條款,實為霸王性的格式條款,違反了我國《合同法》公平、公正及合法性原則,應為無效等為由,提出上訴,請求駁回某行烏后旗支行原審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與某行烏后旗支行所簽訂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是當事人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其合同效力予以確認。

  該保理合同為無名合同,根據《合同法》第124條的規定:“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定,并可參照本法分則或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定”,本案應以保理合同中雙方權利義務的約定以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為處理原則。

  本案保理合同的基礎之一是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與某公司之間形成的應收賬款,這在雙方所簽訂的保理合同開篇即有明確的約定,即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作為銷貨方以其與購貨方之間形成的應收賬款,向某行烏后旗支行申請辦理有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而根據此前形成的應收賬款轉讓清單等文件,購貨方即為某公司。

  該應收賬款轉讓清單,為保理合同附件的一部分,與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構成完整的保理合同項下的雙方權利義務內容。此外,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應收賬款確認書、應收賬款付款承諾書,均系保理合同關系建立的前提條件。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將完整的法律關系割裂開來,認為本案屬于債權轉讓合同不符合保理合同形成的實際情況。保理合同對有追索權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項下,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承擔回購責任的條件方式、程序以及合同雙方各自的具體權利義務等均作了明確的約定,不存在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上訴所稱的霸王合同條款情形。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認為存在無效條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負擔回購義務后,依合同其即取得與之對應的對某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某公司與某行烏后旗支行的對應償還責任免除。綜上,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情評析:

  保理產品是銀行推出的新類型的金融服務,目前尚無國內法的相關規定,屬于無名合同。在排除《合同法》規定的無效合同的情形之后,權利義務之衡量應緊緊圍繞雙方所簽訂的保理合同。在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中,保理商在保理期屆滿未足額受償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向賣方行使追索權,賣方應按照約定向保理商承擔回購責任。

  本案,某行烏后旗支行與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即為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該筆保理業務的辦理基礎是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賣方)與某公司(買方)之間形成的應收賬款,某行烏后旗支行作為保理商通過債權轉讓的方式,取得上述應收賬款的相關權益,由某公司向某行烏后旗支行履行應收賬款的還款責任,以確保之后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與某行烏后旗支行簽訂的保理合同項下融資款的償付。

  應收賬款的債權轉讓與保理合同的訂立構成一筆完整的保理業務,涉及到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某公司、某行烏后旗支行三方權利義務主體以及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單純的考察保理合同本身或債權轉讓本身都不符合保理這一新型金融服務業務的實質。因此,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本案上訴人提出案件應為債權轉讓關系,債權轉讓后,其已不再是本案法律關系當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屬于非典型性合同,是無名合同,如沒有《合同法》第52條所規定的無效情形,在案件從處理上應當圍繞雙方當事人之間形成的協議以及《合同法》總則的相關規定,確定相互間權利義務。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與某行烏后旗支行所簽訂的保理合同為有追索權的保理,雙方應嚴格按照合同約定享有權利履行義務。合同約定,在約定期限內如某公司不能足額償付應收賬款,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對未償付部分負有回購義務,某行烏后旗支行有權按照本合同約定向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行使追索權,且某行烏后旗支行向某公司行使追索權并不影響對其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的追索權及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的回購責任。

  因此,在某公司到期未能全額償付應收賬款的情況下,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負有回購未償部分的義務,該義務是有追索權的保理合同性質所決定的,也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在某行烏后旗支行作為保理商全部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下,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也應按照合同約定承擔相應的合同義務,本案保理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39條、第40條規定的免除或限制一方責任等情形。

  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負擔回購義務后,與之對應的對某公司的應收賬款即轉回到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取得該部分的債權,某公司與某行烏后旗支行的對應償還責任免除。

  案例四:《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為保理合同附件的一部分,與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構成完整的保理合同項下的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債務人對《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的確認,應當視為其接受保理合同相關條款的約束。

  案例詳情:

  上訴人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一審被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魯商初字第33號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原告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稱:2014年1月2日,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簽訂一份《綜合授信合同》,約定: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向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提供30000萬元有追索權公開型國內保理授信額度。

  為此,某控股有限公司與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簽訂一份《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某控股有限公司對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在《綜合授信合同》項下所有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為履行上述《綜合授信合同》,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分別于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15日簽訂了兩份《國內保理業務合同》。

  約定: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向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提供29640萬元的保理融資款,受讓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對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所享有的377853440元應收賬款債權,應收賬款付款期限為2014年6月11日。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未收到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該款項時,可向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追索。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書面承諾按時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履行付款責任。

  現該應收賬款已到期,但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未履行付款責任,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也未履行其回購責任。故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

  一、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支付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所受讓的應收賬款金額377853440元;

  二、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在融資本金29640萬元及相應利息范圍內對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377853440元的應收賬款承擔回購責任;

  三、某控股有限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四、由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一審被告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在一審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管轄權異議稱: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與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之間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協議管轄約定,應根據“原告就被告”的原則,由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鑒于本案訴訟標的額達到人民幣37785.344萬元,根據級別管轄規定應由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故請求將案件移送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管轄。

  一審原告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在一審提出書面答辯意見稱,本案合同約定了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所在地法院管轄。本案中,另兩被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均在受訴法院管轄范圍內,依據約定管轄和“原告就被告”原則,應由受訴法院管轄,故請求法院依法駁回異議人的管轄權異議。

  一審被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在一審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法院認定及判決:

  一審裁判理由與結果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起訴稱,其依據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簽訂的一系列綜合授信合同、保理合同及保證合同,以及按照保理合同約定受讓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對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所享有的應收賬款債權,向法院主張權利,請求判令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三被告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上述涉案合同中均約定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所在地法院起訴。該案系借款合同糾紛,該案被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均在山東省轄區,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訴請中的爭議標的額在5000萬元以上,且一方當事人不在山東省轄區,屬于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案件受理標準,故該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綜上,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管轄權異議不能成立,該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裁定:駁回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對該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當事人上訴與答辯意見

  上訴人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訴稱:

  一、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與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之間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協議管轄約定,應根據“原告就被告”的原則確定管轄法院,即由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管轄。

  二、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并非綜合授信合同、保理合同或保證合同一方的當事人,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在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簽訂的《鋁錠銷售合同》中從未約定糾紛由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所在地法院管轄,亦未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作出同意接受該法院管轄的承諾。

  三、本案存在兩個不同的事實,第一個事實是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的保理合同關系,第二個是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債權轉讓關系,將兩個關系合并審理沒有依據。

  綜上,一審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一審法院裁定駁回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管轄異議申請是錯誤的。請求:撤銷(2014)魯商初字第33號民事裁定書,將本案移送至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管轄。

  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針對上述請求,答辯稱:一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裁定。

  一審被告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控股有限公司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二審裁判理由與結果

  本院認為: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受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在保理合同中關于管轄權約定的約束。

  理由如下:

  一、保理業務是以債權轉讓為基礎的一種綜合性金融服務方式,在有追索權保理業務中,保理商不承擔買方支付不能的風險,其實質是保理商對應收帳款轉讓方享有追索權。

  本案中,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簽訂《綜合授信合同》、《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后,就債權轉讓共同向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發出一份《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在回執上加蓋了公章。

  可見,該筆保理業務的辦理基礎是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買方)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賣方)之間基于《鋁錠銷售合同》形成的應收賬款,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作為保理商通過債權轉讓的方式,取得上述應收賬款的相關權益,由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履行應收賬款的還款責任,以確保之后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與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簽訂的保理合同項下融資款的償付。

  因此,本案應收賬款的債權轉讓與保理合同的訂立構成一筆完整的保理業務,涉及到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三方權利義務主體以及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故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作為本案上訴人提出本案存在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的保理合同關系、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債權轉讓關系屬于兩個不同事實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為保理合同附件的一部分,與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構成完整的保理合同項下的雙方權利義務內容。

  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在《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上加蓋公章是其真實意思表示,應當視為其接受保理合同相關條款的約束。一審法院依據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與青島某礦業有限公司簽訂的《綜合授信合同》、《保理合同》中關于“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所在地法院起訴”的約定,認定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也應當接受該協議管轄的約定并無不當。

  故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提出其未向河北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作出同意接受該法院管轄的承諾沒有事實依據,本院不予采信。

  綜上,上訴人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案例簡評:

  《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為保理合同附件的一部分,與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構成完整的保理合同項下的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債務人對《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的確認,應當視為其接受保理合同相關條款的約束。

  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裁判意見認為,保理業務是以債權轉讓為基礎的一種綜合性金融服務方式,在有追索權保理業務中,保理商不承擔買方支付不能的風險,其實質是保理商對應收帳款轉讓方享有追索權。保理商與債權人簽訂《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后,就債權轉讓共同向債務人發出一份《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債務人在回執上蓋章確認,保理商即取得了應收賬款的相關權益,應收賬款的債權轉讓與保理合同的訂立構成一筆完整的保理業務。債權轉讓與保理并非兩個割裂開來的法律事實。

  《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為保理合同的附件,與保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債務人對《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的確認,應當視為其接受保理合同相關條款的約束。

  案例五:擔保合同作為保理合同的從合同,其管轄約定與保理合同約定的不一致的,以保理合同約定條款為準;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協議管轄條款的效力。

  基本案情:

  上訴人江蘇省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某集團)與被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漢江岸支行(以下簡稱某行江岸支行)、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錢某、閆某保理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7-1號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原告某行江岸支行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稱:2014年7月4日,某行江岸支行與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簽訂編號42062020140000368《國內保理合同(有追索權)》,約定某行江岸支行向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發放保理融資9500萬元整,融資期限自2014年7月4日至2015年9月4日。

  江蘇某集團、錢某、閆某分別與某行江岸支行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為上述債務提供連帶保證。某行江岸支行于2014年7月4日向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發放了9500萬元保理融資。同日,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賣方)向買方某鋼鐵集團某公司發出《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將其享有的109836100元應收賬款轉讓給某行江岸支行作為融資對價。

  2014年9月4日,保理融資業務到期后,某鋼鐵集團某公司未按時付款,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也未履行回購義務,造成該筆保理融資逾期。某行江岸支行通知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履行還款業務。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江蘇某集團、錢某、閆某履行相應擔保責任,但均未履行相應義務,故提起訴訟。

  江蘇某集團在一審答辯期間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第二十三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江蘇某集團作為本案最主要的被告,住所地在江蘇省南京市江東北路301號。根據法律規定,本案依法應當由江蘇某集團所在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

  法院判決認定及判決:

  一審裁判理由與結果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2014年7月4日某行江岸支行與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簽訂的《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內保理合同(有追索權)》的約定,本案系保理合同糾紛,某行江岸支行為融資款債權人,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為融資款債務人。同日,某行江岸支行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由江蘇某集團對某行江岸支行的上述債權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該保證合同為主合同保理合同的從合同。

  在保理合同和保證合同中,合同雙方均已協議選擇某行江岸支行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本院對主、從合同相關爭議引發的訴訟均具有約定管轄權,并且不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江蘇某集團對本案的管轄權異議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駁回被告江蘇省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當事人上訴與答辯意見:江蘇某集團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訴稱:首先,被上訴人某行江岸支行與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合同》,是雙方之間惡意串通互相勾結,無實質貿易背景,其目的為惡意騙取江蘇某集團對債權轉讓為基礎的保理合同進行擔保。該保理合同中合同條款不能成為湖北省高院管轄依據。其次,《最高額保證合同》未依法成立。

  江蘇某集團僅將單方面蓋章的空白《最高額保證合同》交予某行江岸支行。江蘇某集團于被起訴前未收到江岸支行蓋章的合同,故主張該合同未依法成立。最后,江蘇某集團稱其作為實質被告,而其他被告僅是名義上被告。綜上,江蘇某集團主張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規定,江蘇某集團作為本案最主要的被告,住所地在江蘇省南京市。請求撤銷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裁定將本案移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二審裁判理由與結果

  本院認為:首先,上訴人江蘇某集團主張某行江岸支行與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合同》因存在合同無效情形,故認為該爭議解決方法,不能成為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七條“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的效力。”因此,《國內保理合同》中的爭議解決辦法效力不存在瑕疵。

  其次,2014年7月4日某行江岸支行與武漢某機械成套設備公司簽訂的《國內保理合同》及江蘇某集團與某行江岸支行于同日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該保證合同為主合同保理合同的從合同。

  且兩合同中雙方均已協議選擇某行江岸支行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因此,《國內保理合同》及《最高額保證合同》中有關約定管轄條款合法有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轄權。

  綜上,一審裁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的規定,裁定如下:

  案例簡析:擔保合同作為保理合同的從合同,其管轄約定與保理合同約定的不一致的,以保理合同約定條款為準;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協議管轄條款的效力。

  案例六:涉仲裁條款的保理糾紛司法管轄實踐:最高人民法院案例

  案例詳情:

  買方某A公司與賣方某B公司簽訂有兩份《采購框架合同》,其中約定的爭議解決方式分別為仲裁和訴訟。后某B公司與某行武漢C支行簽署了《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約定將其對某A公司在兩份《采購框架合同》下的應收賬款債權交由某行武漢C支行進行保理。后因某A公司未履行支付貨款的義務,某行武漢C支行向湖北省高級法院提起了針對某B公司的訴訟,案件受理后,又將某A公司追加為共同被告。

  某A公司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其與某行武漢C支行之間并無合同關系,某行武漢C支行是基于兩份《采購框架合同》下某B公司對某A公司享有的應收賬款債權,而《采購框架合同》約定的爭議解決方式分別為仲裁和訴訟,故某行武漢C支行應分別向相關仲裁委申請仲裁或向有管轄權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判決認定及判決:

  湖北省高級法院一審裁定認為:建行鋼城支行依據其與某B公司簽訂的《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同時以該保理合同的債務人和依據保理合同受讓的應收賬款的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屬于新型保理合同糾紛,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債權轉讓糾紛,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審理。

  本案不是履行《采購框架合同》中發生的糾紛,故《采購框架合同》內的爭議解決條款對建行鋼城支行沒有約束力,本案應根據《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確定管轄,即應由建行鋼城支行所在的湖北法院管轄。湖北省高級法院一審裁定駁回了某A公司的管轄權異議。

  某A公司不服該裁定,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包括:

  1、某A公司并非保理合同的相對方,依法不受保理合同的約束;

  2、本案并非保理合同糾紛,不適合依據保理合同的約定確定管轄法院;

  3、某A公司提出的管轄異議是有效抗辯,湖北省高級法院適用法律錯誤。

  建行鋼城支行答辯稱:

  1、本案案由為保理合同債權糾紛,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債權轉讓,建行鋼城支行同時以保理合同債務人和基礎合同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湖北省高級法院對此享有管轄權;

  2、建行鋼城支行受讓債權時并不知道某A公司與某B公司之間有管轄約定,不應受其約束。

  最高人民法院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保理合同糾紛案件的管轄問題。具體而言:

  1、建行鋼城支行基于不同的原因分別向兩個債務人主張不同的債權請求權,但最終給付目的只有一個,追索權之訴與應受賬款之訴的訴訟標的是共同的,依照《民事訴訟法》第52條的規定內容,應當合并審理。

  2、兩份《采購框架合同》中應收賬款轉讓于建行鋼城支行的,屬于合同權利轉讓,其中記載的訴訟條款和仲裁條款是否一并轉讓,應當分別適用《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33條及《仲裁法司法解釋》第9條的規定處理。根據前述規定,《采購框架合同》中約定的訴訟條款和仲裁條款對建行鋼城支行均有效。

  3、盡管兩份《采購框架合同》及《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內的管轄條款或仲裁條款對建行鋼城支行均有效,但由于本案屬于法院應當合并審理的必要共同訴訟,三份合同中的爭議解決條款相互矛盾,分別指向不同的主管機關或管轄法院,《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與兩份《采購框架合同》之間也不存在主從關系,無法根據協議管轄條款或仲裁條款確定案件的主管與管轄,故不予適用三份合同中的協議管轄條款和仲裁條款,而應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條關于合同糾紛的一般管轄原則確定管轄法院,即應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

  一審被告某B公司位于湖北武漢,按照級別管轄的規定,本案應由湖北省高級法院管轄權,遂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案情簡析:

  作為一種新型的融資方式,保理以債權轉讓方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是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雖然保理行業的規范陸續出臺,但目前尚未有針對保理進行較高層級的專項立法;對于因保理合同法律關系和基于應收賬款轉讓而發生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之間的管轄沖突問題,司法實踐亦未有統一的意見。

  就此問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2013-2015年保理合同審判白皮書》中指出:“在保理合同及基礎關系均有明確的管轄權約定,且二者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保理商根據保理合同管轄權約定起訴后,債務人以基礎關系管轄權約定提出異議的,可視債務人是否參加保理合同簽訂等情況,對該管轄權異議作出處理。

  管轄權異議成立的,保理合同可拆分審理,即由對保理合同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保理合同關系,由對基礎關系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基礎合同債權轉讓法律關系,兩案之間注意協調”。而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津高法〔2014〕251號”《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理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審判委員會紀要(一)》中指出:“保理商向債權人和債務人或者僅向債務人主張權利時,應當依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結合基礎合同中有關管轄的約定確定管轄。保理商和債權人僅因保理合同的簽訂、履行等發生糾紛,按照保理合同的約定確定管轄。

  保理合同中無管轄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應當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理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保理融資款的發放地為保理合同的履行地。保理商向債權人、債務人及擔保人一并主張權利的,應當根據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基礎合同確定管轄。保理商、債權人與債務人另有管轄約定的,按照其約定確定管轄。”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必要的共同訴訟”理論來解決上述管轄爭議問題。值得關注的是,當債務人以基礎合同載有仲裁條款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定意見,即使該仲裁條款對保理商有效,仍可以案件系應合并審理的必要共同訴訟為由而排除仲裁。

  當然,如何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仲裁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所確立的法院主管原則基礎上理解該裁判意見、如何認定保理商是否可以突破基礎關系,特別是約定仲裁管轄的限制,而直接依保理合同管轄約定起訴、如何厘定該類案件管轄權的認定規則,仍需立法及司法部門給予更明確的指引


今晚波叔一波中特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