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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審理的保理案件基本情況


雖然目前國家尚無保理方面專門的法律法規,但2012年至2014年間上海市政府、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中國銀監會及銀行業協會相繼就商業保理和銀行業保理業務出臺相關試點、管理辦法及業務規范。因此,我們審理與保理相關的案件,可以依據現有的法律法規、慣例以及法理的精神,上述辦法與業務規范也是我們案件審理時的參考依據。

 

2012年開始,上海浦東新區開始試運行開展商業保理業務,之后上海法院開始陸續受理保理案件。我們二中院有過一個審理保理案件的白皮書,對保理案件有過統計,2013年到2015年,二中院及其轄區法院一共受理的保理案件只有35件。這次我們對20162017年全市的保理案件做了一個大致的梳理。為什么說是大致的梳理?因為我們保理沒有專門的案由,案件是分散在各個案由當中,是通過各法院自行統計后匯總過來的,據統計,20162017年,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審保理案件163件,其中2016年是49件,2017年是114件,浦東新區法院受理最多,一是因為浦東是金融集聚區,二是其背靠自貿區,因此,上海70%80%的案件集中在浦東新區法院。2016年保理案件所涉標的金額是5.9億元,2017年增長到25.63億元,是2016年的4.3倍。案件數量增長了2.3倍,標的金額增長4.3倍,說明保理的功能已經從傳統的貿易往來帳款轉讓、催收,轉向大額融資的趨勢十分明顯。

 

 

保理案件的特點

一是我們涉案的標的額比較大,大多是超千萬以上的;二是它的主體類型,原告的類型主要集中在銀行保理和商業保理機構,前兩年更多是銀行保理,從我們二中院的白皮書中可以看到,銀行占了93%,其實銀行保理本身不是銀行的主業,而且這些年保理中也發現了很多問題,所以這兩年銀行保理的數據相對下降,商業保理有所上升,最近我們還受理了一個融資租賃公司做保理的案件;三是案由比較分散,缺乏統一標準,就不展開說了;四是這類案件原告勝訴或者說部分勝訴的比例非常高,其中全部勝訴的比例基本占了三分之一。

 

分析部分勝訴的案件,我們發現,他沒有獲得司法全部支持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保理商對于產生應收帳款的基礎關系審查不嚴。很多保理商只做形式審查,比如銀行保理,是有規定必須是要有一定的實質審查的,但實際上還是有欠缺;再比如有的所謂基礎關系的債務人,其自己對存在這個基礎關系都不知道,純屬虛構或未經通知;也存在有的保理合同訂立之前,基礎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還有一些基礎關系是涉嫌欺詐甚至犯罪。

 

第二,債權轉讓通知方式不規范,保理業務通知債務人的方式包括向債務人送達債權轉讓通知書,在交付給債務人的發票上加注明確的債權轉讓標注等。只要債權轉讓的意思到達債務人的,均認可通知的法律效力。但法院發現大量不規范的通知方式,比如說:1.我們有的保理商是銀行,債權轉讓方只是把這個通知債務人還款帳戶變更到銀行,但是沒有披露保理業務和保理商,而這個還款帳戶有的仍在債權人名下;2.有的債權轉讓通知表述籠統、模糊,通知內容使用概括性表述而未明確轉讓債權范圍;3.還有的是涉及到我們銀行征信中心的登記效力的問題,有的保理商認為只要債權轉讓在中心登記了,就視為通知了,這是法律上的誤解。

 

第三,對保理商收取的各類過高費用,我們法院沒有支持。有的保理合同中,保理商與債務人之間除約定一般的利息、違約金、逾期息外,還以手續費、管理費、審批費等名目收取各項費用,上述金額相加總的比例有的高達40%,不但遠高于同期銀行貸款利息,比民間借貸利息的最高上限36%還要高,使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大大增加,不利于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最高法院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后,我們法院對超過24%的過高費率會做一些調整。

 

保理合同糾紛案件反映的問題

一是保理案件程序問題有待規范統一。

 

第一,保理案件起訴的方式存在差異,一種情況是將保理合同涉及到的債權轉讓、金融借款、回購和擔保責任等作為一個整體的保理案件進行訴訟;另一種情況是將保理合同涉及到的糾紛分作金融借款和債權轉讓等不同的法律關系分別訴訟。

 

第二,案由的設置有待統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發布的《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并沒有規定保理合同的案由,各法院對于保理合同糾紛的立案案由確定并不完全統一。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較為統一的認識是立案案由定為合同糾紛,但由于合同糾紛是二級案由,無法準確識別案件類型,給司法統計帶來不便。上海高院準備在全市法院的信息系統內加設保理合同的標簽,便于司法統計和案件趨勢研判分析,同時也向最高院建議增設保理合同糾紛三級案由。

 

第三,管轄權確定的規則不夠明確,這個問題,前面田老師解釋的已非常清晰,實際上從我們上海來說,關于管轄權異議的糾紛,目前還少有案例,一般的思路,如果作為一個綜合的保理案件,依保理法律關系來確定管轄可能相對來說比較好。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個是將應收賬款基礎法律關系吸收到保理關系中來,雖然這里不是融資擔保中主從合同的關系,但也有那么一個意思在里面;另外一個,在保理關系中,當應收賬款轉讓的通知到達債務人的時候,也可以把相關保理糾紛的管轄約定一并通知,債務人承諾的,即可視作對保理糾紛管轄約定的接受。當然,對這個話題也有不同認識,也有人認為,如果保理與基礎法律關系對管轄的約定不同的,應尊重當事人的約定,保理法律關系與基礎法律關系分開處理。田老師的觀點我也贊同,按照他的思路,這塊也清楚。總之對管轄問題還是希望最高院給予明確。第四,刑民交叉問題比較突出。雖然我們受理的保理案件總數不多,但在基礎關系的問題上,經常會涉及到欺詐或者是犯罪,涉及到刑民交叉的問題,這是保理案件比較突出的特點。

 

二是基礎交易關系真實性問題成為案件審查的重點。

 

前面專家都有講到,保理合同所包含的應收帳款,往往對應著復雜的交易行為和交易類型。基礎關系的真實性直接影響到法院對保理合同效力的認定,在這個當中,基礎關系的虛假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整個基礎關系就是虛構的;第二個,基礎關系可能是真實的,但是他會對這個交易的金額有所夸張,目的是為了取得更高額的融資。在這個當中還有一些表現形式,1、基礎合同內容不完整、不填寫合同簽訂時間、僅提供合同復印件,甚至私刻公章、偽造合同等情況;2、同一基礎關系進行多次保理融資;3、保理商明知基礎合同虛假或真實性存疑的情況下,仍與所謂債權認簽訂保理合同。這些都是基礎關系在審查當中碰到的問題。

 

 

上海法院保理案件的審判理念和思路

天津是最早在保理案件審理方面出臺專門指導意見的,我們上海目前尚沒有出臺專門的指導意見。但這些年案件審理下來,多多少少也形成了一些審理思路,或者說案件審理的基本原則,今天時間有限,我也只能簡單談點個人觀點。基本理念就是:1.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合理引導和依法規范金融創新;2.不輕易否定合同效力,但對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的,仍應及時否定其效力;3.裁判結果符合金融監管政策導向,守住風險底線。這不僅僅針對保理案件,也是金融案件審理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具體來說:

 

一是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規則。總體遵循先刑后民的審理原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條、第十一條的規定,結合個案事實分別作出處理。1.對于在立案階段發現存在犯罪線索、或者已經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案件,及時與公安機關溝通,符合移送條件的,裁定駁回起訴,將犯罪線索移送公安部門處理。2.對于在審判階段發現存在犯罪線索的,如果犯罪行為與民事案件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刑事犯罪處理不影響民事案件的審理。3.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保理合同所對應的基礎關系是虛構的,或者構成合同詐騙犯罪導致基礎關系被確認無效的情形下,并不必然導致保理合同關系的無效。

 

二是基礎關系虛假的保理案件的裁判思路。這里分三類:首先是名為保理,實為借貸,這類案件我們首先要探知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如果這個保理合同僅僅是一個表象,真實意思就是借貸,我們還是要按照實際的借貸關系審理。其次,對于保理商明知基礎關系虛假,仍然發放保理款項,甚至有些保理商還串通在里面,幫他設計條款等等,這就可能要認定保理合同無效。第三,基礎關系涉及刑事犯罪的,如果刑事案件已經處理,再請求民事救濟的,一般按照侵權處理;如果是刑民并舉的,需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三是暗保理的性質認定。我們發現進入到訴訟渠道的保理類型大多為明保理,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暗保理,根據暗保理的業務規則,可以暫時不將應收帳款轉讓的事實通知債務人。根據《合同法》確定的債權轉讓的規則,未將債權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的,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效力,因此,在暗保理業務中,債權轉讓未得到真正履行,保理法律關系仍只有兩方參與,保理商向基礎關系債務人追索的,不應予以支持。

 

四是以未來不確定債權作為對價的保理合同效力認定問題。我們也有一個現實的案例,債權人以其POS機上未來刷卡發生的不確定的現金流作為融資對價,向保理商申請融資的案件。在效力認定上存在爭議,有效說認為:這種保理交易方式并未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且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相應的交易風險應由產品設計者,即保理商來承受,法院不應否定其法律效力。無效說認為:盡管在立法和監管規定上并未認為該種交易方式無效,但將未來不確定的債權作為交易標的,從金融安全、金融借款特許經營制度的角度考慮,如確認其法律效力,無異于同意保理商開展銀行信貸業務,這與日益趨嚴的監管政策導向和穿透式監管模式相違背,因此對其法律效力應予否定。現有的判決采納了無效說(當然此案的判決還有一些事實上的原因)。

 

作者: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五庭金融庭,宋向今副庭長

來源: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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